吴佩孚生前被唾弃，为什么死后却有很多老百姓为他送行？
评判一个人不能根据他的某一个行为来进行定义，一定要从总体上看他的贡献才可以对这个人做一个比较精准的评价，就拿我国清朝末期军阀混战的时候，很多大将军都是雄霸一方的人，有的人说他是英雄，有的人却最后变成了一个卖国贼，而有的人却便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一个大英雄，比如吴佩孚，他生前做的很多事情，都让人对他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他死了之后，却有很多老百姓自发的来吊唁他，为他送行，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吴佩孚的一生也是非常精彩，大起大落的，他刚开始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刚开始想要参加清朝的考试，但是每一次考试都没有一个好结果，后来他就直接放弃了，最后直接在马路上摆了一个摊子，开始了自己的算命人生，本来以为这就是他的一生了，但是没有想到时事造英雄，当时的社会非常混乱，于是吴佩服就开始参加到军队里面了，而由于吴佩服脑子非常聪明，很快就受到了领导的赏识，就这样他一步步开始成为一个军阀的大领导。 直到最后他霸占了洛阳成为了一方的诸侯而在此期间，他和不同的军方开始打仗，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说最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吴佩孚的前半生还是非常精彩的，而他的人生转折点就来自于第2次的直奉战争。吴佩孚在第2次直奉战争里面失败了，从此他就开始一蹶不振，最后他就在北京定居下来了。 而他的人生也似乎要从此就开始走向下坡路了，但是他的前半生还是非常辉煌的，而他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于是当时的日本人就想要吴佩孚给他大官做，但是被吴佩孚给拒绝了，而日本人还是不放弃，前后好几次来请吴佩孚出山甚至威胁吴佩孚，但是最后吴佩孚还是不投降直到死，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民族大义的英雄，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老百姓为他送行。
曹琨为什么不是四大军阀?而他的师长吴佩孚却是呢
因为曹锟只是直系军阀名义上的领袖，实际上军队掌握在吴佩孚手中，两次直奉战争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吴佩孚。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扩展资料： 1920年，吴、曹直系军阀与段祺瑞的皖系军阀之间爆发了直皖战争，曹吴得胜，入主北京。在京期间，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内问题，遭到曹锟及其它军阀的反对，只得率师回顾洛阳。徐世昌任大总统时，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 1922年，吴佩孚反对梁士诒内阁将胶济铁路的权益出卖给日本，反对直系通辑的皖系政客，导致了直奉大战。最后将张作霖的奉系赶到了关外。这场战争使吴佩孚名声大振，成了直系的首要人物。 1923年，曹锟当总统，吴佩孚升任直豫鲁巡阅使。但吴后来镇压工人运动，在北伐战争中失败逃到四川，后又回北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曹锟
吴佩孚为什么不当汉奸：兼论吴佩孚的历史功绩
原文
吴佩孚为什么不当汉奸
第一，吴佩孚主张“三不主义”，不借外债，不出洋，不入租界，他对于外国势力想把他作为代理人掠夺中国的利权的居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吴佩孚素来对列强无好感。他的这种看法，与他早年在日俄战争中充当日本人的密探的经历有关。日俄战争爆发时，吴佩孚正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当差，因清政府与日本存在某种默契，被派到东北刺探俄军的情报。2他从锦州上火车，送情报去新民屯，在车上被俄军捕获。俄军怀疑他是日军的间谍，可是吴佩孚一口咬定自己是军校学生，因自费研究日俄战争，所以身上会带有一些军事资料。俄军抱着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心理，准备将他枪决，可是哈尔滨的俄军情报机关要提审他，吴佩孚保住性命。后来俄军将其押上火车，送往哈尔滨。吴佩孚趁押解的俄军士兵不注意，机智逃脱，捡回了一条命。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获胜，吴佩孚因刺探有功“获日皇赠勋六等及‘单日光旭日章’”。3这是吴佩孚从军生涯以来获得的第一枚勋章，虽然他从此青云直上，但饱览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父老带来的灾难的吴佩孚心中很不是滋味。4吴佩孚的家乡深受日本人的侵略，不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还是下级军官的吴佩孚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他并不是真心愿意为日本人卖命。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认清了一点，不管是俄国人，还是日本人对中国都是虎视眈眈，狼子野心。
他对日本和俄国的看法，从此定型，今后再无改变，即使在日后功成名就，执掌大权之时，面对来自日本和俄国的威逼利诱，他都能稳如泰山，不为所动。
苏联在援助孙中山之前，最初想找的对象是素有爱国主义美名的吴佩孚。越飞在去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在北平给吴佩孚去了一封信，表达了苏联政府对吴佩孚的好感。这封信充满了溢美之词。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5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平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6
亲临日俄战争东北战地的吴佩孚，不会忘记，俄国人是怎样试图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一直有着独立思维能力的吴佩孚，不会看不出苏联支持他的真实意图。标榜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放弃一切帝国主义政策、宣称废除沙俄时代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苏联，在打破了列强的干涉围攻之后，对待沙俄时代在中国攫取的权益，毫不松口，甚至还在满蒙与日本人再次展开争夺。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能够计算出来，俄罗斯人无非是想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7
苏联人眼见吴佩孚不上套，就退而求其次，与军事实力较弱的孙中山和冯玉祥接洽。吴佩孚对待试图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干涉中国的苏联尚且如此，何况是时时刻刻在蚕食中国的日本人。
第二，吴佩孚是北洋军阀当中的儒将，自诩是戚继光转世，他对侵略其家乡、祖国的日本人恨之入骨，而且他一生都在强化这个观点。想让一个自认为是“现代戚继光”的将军，做汉奸，绝无可能。
吴佩孚6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因父亲亡故，家贫辍学过一段时间。14岁那年吴佩孚因为生计无着，到登州水师营当兵。8吴佩孚当兵的头年，也就是1894年，就亲眼见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吴佩孚“亲见甲午熸师，誓雪国耻”。9
吴佩孚在业余时间仔细研究了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平时就以《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传》为消遣。坚持学习的吴佩孚没有成为兵油子，到16岁时，已经是“博通经史，尤重春秋大义，于关、岳成仁及戚继光御倭史实，最为钦仰”。10因此，吴佩孚顺理成章地考取了秀才，传统的“忠义”思想也在吴佩孚的头脑中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11
吴佩孚因得罪当地权贵，被革去功名，不得已逃往北平，靠摆摊算卦为生。1898年，他加入了聂士成的军队。聂士成是晚清中国军队中少有的作战英勇、富于民族气节的将领。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中弥漫着浓厚的“雪耻”气息。吴佩孚因为识文断字，被聂士成选派到开平武备学堂学习。1899年八国联军侵华，吴佩孚中断学业，赶回部队，担任后路炮队队官，作战英勇。12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华大地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深深地刺激了年轻时代的吴佩孚。一生标榜爱国的吴佩孚，立志要用武力振兴中华。
日俄战争期间，吴佩孚充当日本人间谍，一生引以为耻，但他因功升为记名帮统，以后他的地位在北洋军中节节上升。他发迹后，常在军中挂着戚继光画像，对年轻时代阅读的《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爱不释手。他不仅崇拜戚继光，对于关羽、文天祥等崇尚民族气节的英雄也很佩服。
吴佩孚发迹之后，毫不掩饰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别的不说，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的军歌，直言不讳地以收复日本侵占的土地作为目标。他在洛阳练兵时代，建造了一座继光楼，亲撰对联：“得志当为天下雨，论文须有古人风。”这副对联表达了他要以戚继光为榜样，在文治和武功上建功立业的愿望。1923年，吴佩孚在洛阳面对青年学生讲演时大呼：“我要把你们培养出一百个将军来，把中国失去的土地都收回来。”底下的学生大呼“大帅万岁”。13
所以，在吴佩孚陷身北平，日伪要人盈门之时，吴佩孚能坚定立场是必然的。由此可见，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当中的主张道德救国的“思想家”吴佩孚在民族大义上比其他军阀也有更清醒的认识。14
第三，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于世界大势、中国的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他不会贪图一时权力，而甘愿背上千古骂名。
我个人认为，绝对不是来自抗日势力方面的压力使他不敢做汉奸，而是他本身就不愿做汉奸。如果他真的愿意做汉奸，可以肯定地说，就没有汪精卫什么事情了，汪记国民政府的牌子绝对树不起来，在沦陷区飘扬的肯定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因为在日本人的傀儡选择当中，首要的是“南唐北吴”。正因为吴佩孚始终坚持日本人无法答应的条件，并且死不松口，加上唐绍仪被军统误杀，日本人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把汪精卫拉出来执掌汉奸们的大旗。
几经沉浮的吴佩孚，到了晚年，政治智慧和技巧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他没有选择硬碰硬地与日本人短兵相接的做法，以标志清白。可以想见，或许他经过一番慷慨陈词之后，会被日本人迅速地在肉体上消灭。他的炉火纯青，基本上把日本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使日本人欲加之罪而无辞，想把他拉下水难度又很高，轻易放弃却欲罢不能，毕竟“大帅”态度还很好，还在提条件，也在“认真”地跟你谈嘛。吴佩孚好像一块“滚刀肉”，软硬都不吃，他提的条件日本人无法答应，他反而掌握了主动权，责怪跟他谈判的日本人不懂中国的古典文化。他进而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他上了台，一定会推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让中国成为一个礼仪之邦，二十年内，在中国消灭反日主义，日本人画了一张美妙的大饼。晚年的吴佩孚，学问和见识已入化境。他甚至用谶纬学说来糊弄日本人，搞得日本人不知所云，哭笑不得。
于是，顺理成章的，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吴佩孚不是不想出山，而是因为条件达不到而出山。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件的话，日本人全面撤出中国，吴佩孚建立真正的实力，作为国家元首与日本天皇对等。和平实现了，可是中国离独立自主也差不了多少了。日本人当真能答应吴佩孚的这一条件，吴佩孚还是汉奸吗？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不是。吴佩孚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实现民族独立的英雄。至于蒋介石嘛，都是中国人，好办。
日本人绝对不能答应，答应了，和平是实现了，靠侵略抢来的土地和其他利权却被吴佩孚从嘴里拽了出来。日本人几十年白忙活了。日本人不可能答应。他们想要的是吴佩孚做溥仪那样的傀儡，在中国关内的沦陷区建立一个被保护国，一个任由日本人颐指气使的傀儡政权。
吴佩孚与日本交涉的首要原则是中国的主权完整。而日本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出来成为伪政府的首脑。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虽然扶植汪精卫成为名义上的汉奸政权的老大，实际上汪伪政权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是整个沦陷区。汪伪政府对于原先日本人在华北、内蒙扶植起来的伪政权没有实际支配的权力。日本人就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个像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利用依附他们的汉奸政权将中国分而治之。
日本人拉吴佩孚出来的时候的打算，就是打算建立一个以吴佩孚为首的，准备控制“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辖区之外的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的地方性傀儡政权。土肥原知道吴佩孚能征惯战，因此，他不许吴佩孚建立自己的军队，而要将这些归附吴佩孚的军队，变成“新中央政府”的直属军队。15
吴佩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三实主义”。第一，要有实力，必须训练人马；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使裕如；第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他特别强调实权，他说：“实权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16
吴佩孚一直不拒绝与日本人的谈判，但是他的主张基本上都在“三实主义”左右徘徊，时不时地给日本人一点希望，时不时地又转回原地。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大迫等人，大汉奸齐燮元等人轮番上阵，都被他斗得败下阵来。
所以，吴佩孚必死，日本人花费巨资，毫无成效，日本人历来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民族，短视而好利，他们恼羞成怒的那一天，就是吴佩孚慷慨成仁的那一天。
吴佩孚的历史功绩
吴佩孚至少对于中华民族有两大功绩，且是大功绩。
第一，他是五四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他作为军队方面的反对在巴黎和约签字的代表者，不仅数度发表通电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而且激于民族大义，主动打破南北对峙的壁垒，联合南方将领，组织北方将领，发表统一的宣言，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虽然他当时只是一个区区的师长，但是他所部第三师，是曹锟的老家底子，原先的北洋第三镇。段祺瑞这位皖系的领袖虽然贵为国家的实际执掌者，但是由于皖系军力虚弱，不得不借重曹吴的军队。曹锟在吴佩孚的辅助下，雄踞直隶，吴佩孚练兵有方，能征善战，他们的军队是直系乃至北洋军阀部队中最强大的军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吴佩孚率军南下，就能阻挡南方护法军的兵锋，吴佩孚克岳州、占长沙、夺衡阳，所向无敌。他是北平政府维护法统的先锋，事实上，已经成为北洋军阀中新近崛起的大实力派，虽然名义上他仍是曹锟的部将，而他因为感受曹锟的知遇之恩，也一直维护曹锟的老大地位。有他这位军界要员站出来说话，说话的分量又很重，北平政府是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当然，从客观上来讲，吴佩孚也是五四运动的获益者，他鲜明的态度，震人心魄的通电，铸就了他在全国的威望，抬高了他在北洋军阀中的地位。我个人认为，他的表现绝非出于争权夺利的考虑，不是因为段祺瑞把湖南督军封给了未建寸功的张敬尧，自己不忙活一场的激愤之举，而是出于一种爱国、爱家乡的本能。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家乡沦为东瀛野兽肆虐的欢场。
吴佩孚当时非常善于利用舆论，他接二连三地发出了很多电文。我谨在这里按照电文的性质，举代表性的电文，与读者共勉。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当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文字吧。
一、呼吁死争青岛的通电
“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真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本意不只在青岛，其将来希望，有大于青岛数万倍者”。17
二、联合中国军人，以武力为后盾反对签字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膺，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膻腥；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鞭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18
三、声援学生爱国行动正义性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 19
吴佩孚的电文，振聋发聩，不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也赢得了南北双方众多军事派系将领的支持。面对炮火连天的内战战场，吴佩孚能够超越派系的利益，与敌方将领互通声气，是激于对国家主权的维护，是激于对家乡的热爱。他的表态，他的串联，他一而再再而三制造出来的舆论压力，对于北洋政府的头头们无疑是近在肘腋的强大现实压力。吴佩孚的努力与全国各界的反对签约的呼声融为一体，此举不仅为他赢得了“爱国将军”的美名。单单凭借此事，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第二，吴佩孚还有一件功绩，也是举世公认的。他的电报直接挽救了故宫三大殿。他又一次运用了舆论的力量，彻底地击毁了议员政客们想把故宫三大殿改造成议院的企图。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现在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新华社本部院内的小会议厅，原本是民初的议院。议员们嫌议院太小了，想搬到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办公。当时正在洛阳练兵的吴佩孚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愤怒，当即给北平政府发来电报，电报打给了内阁总理张绍曾及其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政总长张弧。20电文写道：“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少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甚。盼祷之至！” 1923年5月22日，《顺天时报》全文刊登了吴佩孚的电报。21吴佩孚的质问电报，被广泛地转载，此时的吴佩孚已经不是一个区区的第三师师长，而是实际上支撑北洋政府的最大的实权派。此举，他又得到了全国舆论的支持。北洋政府的首脑们也不得不加以特别重视。
慑于吴佩孚虎威的参众两院议长们联袂向吴佩孚解释此事。吴佩孚的态度鲜明地表示绝对反对。最后，基本上依附于军阀派系的议员老爷们，在6月份取消搬迁计划。
吴佩孚的评价
我们先来看看，吴佩孚的历史功绩。
第一，吴佩孚有“大忠”，大义凛然。
吴佩孚的忠诚首先是对国家的忠诚。他从小受到相对良好的传统教育，秀才从军，在国家大义上，比许多纯粹的只为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只为升官发财的军人要旗帜鲜明得多。正是这种“大忠”，使得他能够超越派系，团结南方将领共保山东利权；正是这种“大忠”使得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日本的支持和援助，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正是这种“大忠”，使得他在身陷敌占区，身边被敌特和汉奸小人包围时，也可以视敌方开出的诱人条件而不顾，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最终被日本特务害死。
他的“不举外债，不入租界，不出国”的三不主义，足以彪炳万世。如此旗帜鲜明地表达对待外国势力的态度，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军政要人中，他是绝无仅有的。吴佩孚从来不这么干，可见他是一个刚烈的好汉。他宁可赔个底掉，也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帮助。所以在他实际控制北平政府期间，北平政府在以国家利权作为条件，争取外国势力的支持方面，较之于段祺瑞政府和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要少得多。
其次，他的“大忠”表现在对待恩人的态度上。吴佩孚对故主曹锟一直深怀感恩之心，一生都在报答曹锟的知遇之恩，有些“愚忠”。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对此评价道：
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礼”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走进火坑，成了曹锟的殉葬品。22
笔者认为，这段论述虽有道理，并不完全正确。吴佩孚不是“不敢取而代之”，而是不愿取而代之。吴佩孚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背叛，对国家，对故主，对团体都是如此。
第二，吴佩孚是一个有思想的军阀。他是直系的灵魂人物，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传统军人的合体，是一个“儒将”。
吴佩孚出身于秀才，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子。他是一个浸淫于传统文化经典当中的军阀。他是有思想的，他的思想虽然杂糅着很多传统文化的糟粕，比如他非常迷信，时不时地为自己阵亡的将士念念大悲咒，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研究阴阳学说。但是他思想的主体还是传统士人笃信的儒家传统学说，以至于他到了晚年，坚信能够挽救中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重建中国的道德。
吴佩孚的诗写得不错，文化水准，比他们要高得多，他的“道德救国”的思想，不是某个谋士的献计献策，而是历经沉浮之后的自我认知。吴佩孚不是闭门造车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而是在多方比对之后，坚定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不是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推出孔教的仁义道德来装装门面，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结果。
吴佩孚在思想性人才青黄不接的民国军阀队伍中，绝对是一位思想家，而不是赳赳武夫。笔者仅举一例，让我们来看看，吴佩孚是如何来批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1939年，吴佩孚的好友兼顾问，日本人冈野增次郎在东京出版了《吴佩孚》一书。书中记载了1923年1月7日孙中山使者徐绍祯与吴佩孚的长篇对话，其中涉及吴佩孚对待三民主义的看法。吴佩孚云：
“孙先生提倡之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若单以主义而论，无一而非适切之主张。三民主义，由一面观之，虽为政治之题目，然概括而言，毕竟为权利之主张，若一面念及义务附随权利之真理时，则不可不考虑及于实行义务之训练方法。若徒唱权利以饵民，而不关心于义务之训练，则作为一个实际政治家，势必至使人民趋利，大局非土崩瓦解不止。”23简单地说，吴佩孚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都是有关权利的主张，中山先生没有提供实现权利的方法，由此在可操作性上就要打折扣。
吴佩孚接着说：“袅雄张作霖曾对孙中山先生使者汪兆铭解释三民主义之际，漫然说及应加‘民德主义’，不为无见，盖民德乃指彻底之义务观念也。”他认为，三民主义加上“民德主义”成为“四民主义”才算圆满，因为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他认为培养国民的道德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途径。他进一步批判孙中山，将政治看做一种技术，而不是将它作为统治的真谛，他坚信“诚意正心修身”，并垂范示人，可以治国平天下。
第三，吴佩孚虽为民国旧式军人的楷模，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大军阀，而且是一个相信“军阀力无边”的军阀。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军阀习气。
吴佩孚作为后期直系军阀的头目，失败是必然的。吴佩孚以能征惯战、善于练兵而著称，他的嫡系部队多达十万人，是北洋军阀军队中的精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吴佩孚率军东征西讨，无往而不利，这让他自信心极度膨胀，极为自负，甚至跋扈。在直系军阀势力中，吴佩孚只服曹锟，将其他直系军阀将领理所当然地视为他的部下，不管这些人的辈分是比他高，还是比他低。对于同样善于练兵的另一直系大将冯玉祥，吴佩孚是想方设法地限制他的实力的发展，有些时候，有些做法，有失公允，这直接导致了冯玉祥的倒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