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有哪些共同点与不同点
中美文学研究比较
中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如下的一些相似之处：
（1）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与我授课的课堂极像美国的情况。学术会议的安排是一样的，各种论文分小组讨论，然后是茶歇和集体用餐。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思想控制迹象，看不出这些教师与学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中国同事就中国是否存在言论自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年龄稍大的学者说，“存在，当然存在。”而几个年轻人反驳说，“没有！”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形，也不具有典型性。
我住的宾馆与美国宾馆也非常相像。中国的大学课堂，与美国的一样，讲完之后有问问题与讨论的时间。教室与学生也与美国一样。我几乎感受不到神秘的、或异域的东方，尽管人们用筷子吃饭，饭菜有些不同。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如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欧美同类杂志或论文集的文章一样。如2006年12月第28卷第6期，如“对莎士比亚戏剧中‘梦’的解读”、“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还有一些明显理论性的文章，如“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听起来都是很熟悉的内容。
（2）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到最近的访问，我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印象深刻。中国学术界与学生都非常令人惊异。教授与学生流露出惊人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做好它。这背后隐含的就是设想中国人是最好的。我隐约感觉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少数”地方之一，每个人都很友好、尊重人、礼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派遣，我与来自历史、工商、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道，来与北京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讨论我们各自学科的未来。
他们希望我讲西方文学理论。说实话，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那些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大多数年龄都很老了，除了俄语显然也不懂其他西方语言，都是受过去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影响。现在，这一切早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通常都在像哈佛大学等地受过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变化，同样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学术机构中发生了类似的惊人的转变。
强调了中美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中国的大学与学术会议中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现在来谈谈中美文学研究的差异。
两国的大学都根植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中。目前，美国的大学正面临一些问题。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这必然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司的资助。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所拨付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大的制药公司、大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等。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运作，校长获得惊人的高薪，一切按照问责制来办，即根据赢利的幅度(来支付薪水)。很多教学工作都是由兼职教员来承担的，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生活工资，没有机会获得终身职位，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福利。学费迅速攀升，很多本科、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就欠下了从银行借的几十万美元的债务。由于学科变化迅速，文学系的课程相当混乱，大学之间没有任何一致，应该教什么，各种课程如何连贯地组合，没有任何共识。我过去老在想，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来参观欧文分校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看到所提供的课程，要求我们解释各种课程混合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讲授你喜欢的课程的自由，这是无上的特权，我过去从中受益良多，但要是有些同事讲授与你相关的课程，并就这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达到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同。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接连获得成功，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显然有大量的钱可用来资助、扩张老的大学，建立新的大学。尽管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也与美国一样，但我推断，一旦进入大学，其花费还是相当低的，从我所看到的来说，中国学生还是很简朴的。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是终身职位。有人告诉我，每个班被分派一个“班长”，中国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向我肯定，在规定的课程内，教学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教师鼓励来自学生的创新观念。他是这样说的，“为便于教学，老师通常遵循某一本文学史书，但其目标不是达成集体共识。教师鼓励、高度评价创新性的、原创性的解读，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的文学课中，我告诉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大家要有相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才真正有助于丰富文学文本。学术杂志仅接受有新观点的文章。”
大多数的大学课程，比如英语文学，是由国家委员会设定的，即教育部的外语指导委员会。同时，它也希望教授能够按照该清单所列出的书目来讲授，而英语系总的安排，在我看来，是希望涵盖一个连贯的、并明显保守的经典作品与话题，必修课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语音学、听力、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口译与笔译，也有把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学术写作等列入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英语散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英语小说、教学法、修辞学等。我在脚注里列出了教育部的课外阅读清单。熟知详情的人告诉我，并非清单上的所有作家都要讲到，每所大学的英语系选取的作家都不同，他说，“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涵盖重要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名著。我认为大学之间没有严格统一要选取哪些作品，那些标为红色的很可能是各个大学的老师都要选取的，老师也可选取当代作家，如约翰·巴斯、多利斯·莱辛等。课堂上要求阅读并讨论的仅是某小说的几个章节，并非整个作品。但学生在细读所选取章节之前，应该了解这本小说的整体轮廓。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文学的高校并不多。我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帕特里克·怀特研究’等。”
有6个方面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作描述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便利之策。
（1）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明显对提出新的看法缺乏兴趣。总体上而言，他们更关注达成共识，或提出已经存在的看法。而在西方，与之完全相反，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提出些新的看法，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才可能正当地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佛克马是这一期中唯一的西方学者，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弄明白。在美国教学的顾明栋可能会挪用我们的一些设想，在讨论鲁迅时，会提出一些与以前的评论不同的看法。西方人认为，文学研究中，以前已经说过的，就不存在重复说它的理由。中国人，至少是这一期《现代语言季刊》中的中国学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就应该反复说，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学者传到学生。就像我所有的对比一样，这些仅是一些趋势，并非绝对的差异，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期的论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不知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是这一期的论文不具有典型性？
（2）这一期论文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正确与否，命名是否正确，特征概括是否正确。这可能是王宁给他们的重要指示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非常自信地说，“我正在读一个后现代作品”、“现代主义作品”或其他什么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分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是给读者一种安全感。然而，它只是满足一个分类的作用，代替实际所读的作品。比如说，“啊哈！那是一种后现代特征”，它的作用只是以防读者追问某一段的意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简单分类是经不起检验的。分期是中西方文学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现在它相对来说不再重要了，也都认可它，即使怀疑分期的过度归纳，分期会消除某一时期或地方的作家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更感兴趣的是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他/她适合或不适合分期名称的方式。要展示后现代风格的特征，就像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詹姆逊一样，一项一项地列出来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塞万提斯，佛克马在这一期所列出来的那些特征，在西方小说(也包括这一期论文中提到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The Dog’s Colloquy,1613)，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就有了。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红楼梦》一章中，提到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后现代特征。这一期中顾明栋的权威论文“鲁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鲁迅的创作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结合了起来，尽管鲁迅在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结论是，鲁迅一方面是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陷入到自己实验性的新形式创作的困境。
尽管顾明栋的论文接受既定的分期，其目标也是来划分鲁迅作品的分期，但他的论文无意中为分期施加了很多张力。要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能够在数个世纪的中外作品中找到，似乎意味着：1）时期的分类极端不可信；2）我们用来命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概念特征、叙事特征等，实际上可能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无关。
这一期中佛克马的文章，关注的是区分开在文化上三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这三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假定，“所指与能指的传统关系不再适用。”佛克马所用的分期与中国学者不同，分期的特征更加复杂，并引用大量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
（3）中国学者认为历史语境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这可能是一种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很多欧美文化研究也有相同的设想。陈永国的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历史决定论模式很复杂也很精细，不过却坚信这种预设。读者会注意到陈永国调用了一个含糊的有机体或自然主义的隐喻(“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新诗的一种形式，不会凭空而生。”)，他详细说明了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一是西方知识流入的影响。这些原因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容易预测，但是，这两个原因在任何个案中混合到一起，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佛克马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的看法很不同，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当今西方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与陈永国的立场很接近。作为文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后现代性，佛克马要比詹姆逊、利奥塔德可能的区分更加明确。佛克马说，“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由作家、评论家与广大读者所使用的文学社会方言，把它与作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的后现代性区分开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性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利奥塔德, 哈维(David Harvey),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等人做过具体的分析。”佛克马认识到历史条件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差异。”但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任何风格的转变一样)，仅仅是因为作家厌倦了一种风格，现在想转变一下，“任何风格或文学社会方言，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 新一代认为既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经济条件不适合了、过时了，应该为新的社会解读所代替。”叶芝(W. B. Yeats)用不同的音调说，“人类景仰的一切事情/都能撑过片刻，或一天/爱恋的欢愉，赶走他的爱恋/画家的笔，消蚀了他的梦境。(《一出剧里的两首歌》佛克马用生理学来解释风格的改变，“相同的神经元连续不断地重复刺激会导致结果逐渐减少”，他的这个简洁陈述有点类似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在佛克马看来，风格惯例的改变，是受内在逻辑控制的，与历史几乎没有关系。新一代渴望并需要不同的风格，一种社会方言受神经元的重复而耗尽了自身。在某种意义来说这不错，尽管有些夸张，新的文学社会方言的确是“凭空而生”的。佛克马那些比较适中的陈述也有惊人之语，“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这一期的杂志。
（4）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极像美国人，至少像我一样，描述一个作家或学派(如九叶派)的论述高度抽象。当然，佛克马在表现中国后现代主义特征时也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华而不实的虚构”、“元语言批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等。与大多数的西方文学研究一样，佛克马感到必须要例证这些抽象的用法，从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他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引用，比如讨论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1989)，以及对其他几个作品的分析。陈永国的文章，尽管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但仅有两处很短的引用。
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依赖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单个作品，除了用作品名来标识外，偶尔在其他论文中讨论中国小说外，使用最容易翻译的内容，如情节综述与人物描写。第二重抽象：几乎都不强调单个作品的特征。某一个学派或小组(如九叶派)的所有作品的讨论似乎它们都是一样的，似乎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共有特征。第三重抽象：使用概念性的陈述来定义这些共有特征，如陈永国提到的朦胧诗人，我上面提到的两处引用(一个是北岛，另一个是舒婷)，“拥挤在强烈的欲望与无用的形式之间，这些年轻诗人一方面要拼命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因此，使用非传统的意象来表达朦胧的艺术策略，直接的言说与本能的表达强化了其情感。此外，那些碎片式的、非传统的、不完整的意象，这些自我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二元对立，在放肆地宣泄诗人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我不怀疑陈永国所说的真实性，他的论文让我急于想了解他提到的那些诗歌，即使是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例证他所陈述的“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他们使用“非传统意象”到底是如何朦胧的。这一期论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读者急于想读文章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地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翻译，比如鲁迅的很多作品的翻译(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u-xun/index.htm)。
（5）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由于缺少引用，伴随而来的就是几乎没有风格或形式分析，也不关注西方人所称的“修辞”或“叙事学特征”。近来，美国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佛克马有一些形式分析，比如，他说，“王朔没有使用的风格手法几乎没有。他试过重复，没有标点的长句，荒谬的推理，把政治行话放大到可笑的比例，从而产生出一种欢闹的故事，即他所指的文化大革命。‘胖子’成为了笑料，至少在更宽容的时代不犯政治错误。”要是能够给这些风格手法举一些例证就更好了。不过，佛克马暗自认识到“风格手法”在意义上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文学学者尽管崇拜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等人，至少这一期的论文中，他们几乎没有风格分析。我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申丹，她的叙事学个案中就有风格分析。对我们而言，新批评与随后的“解构”，即使是对那些文化批评者而言，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此怀有敌意。不断有人宣布“解构的死亡”，但不知何故，它拒绝死亡。它可能会死，但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顾明栋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倒是注意到了细微的语言手段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小说理论》中谈到的两部伟大的传统中国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就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
（6）最后一点差异，这一期文章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很少关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也可能对某一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限制了翻译。他们似乎假设中国文学可以翻译成英语，西方文学可以翻译为汉语，没有重大的遗失。他们毫不怀疑汉语、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情况是否如此，我对此很怀疑。我对汉语一无所知，早就有人告诉我，汉语的文学形式、书写的意义，与英语、德语、法语的书写不同。这就需要把“同一个文本”的汉语、西方语言的各种译本并排来比较，来具体讨论它们在语义、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类假设等方面的差异。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中有这样的讨论。我对此缺乏了解，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瞥见译入与译出时的遗失。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如苏源熙(Haun Saussy)，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特征对意义的影响更感兴趣。
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很感兴趣，中国历史上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吗？
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那个时期，屈原死了两千多年，李白杜甫死了一千三百年，苏轼死了九百多年，曹雪芹死了两百多年，古典文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还没有发轫，是一个缺乏大师的年代。 从五四到四九年是现代文学时期，这个时期被后人称为现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但放在世界范围内，尚属于文学的童年期，传统已远不可追，西方刚刚进入，大家都是拿来主义，鲁迅拿来的是果戈里、安德烈耶夫和日本近代文学，曹禺师从的是易卜生和尤金奥尼尔，戴望舒学的是法国象征主义，冰心追踪的是泰戈尔。 在巨匠如云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还是个学生，拿什么跟别人比？鲁迅自己也说过，中国实在没人可拿这个赏金。所有的评奖（包括可以量化的体育、科技等）都没有绝对公正和客观，诺贝尔奖当然也不例外，在诺奖早期，像米斯特拉尔、赛珍珠这些作家就达不到获奖资格，有了这些争议获奖者，就有出于各种原因被错过的大师，因文学理念跟评奖标准相悖而错失的托尔斯泰、因与齐名作家撞车而错失的易卜生、因生前尚不为人所知而错失的卡夫卡、因代表作在死后才出版完而错失的普鲁斯特、因生前饱受争议而错失的乔伊斯、因早逝而错失的瓦雷里和卡尔维诺等等。 有太多远比中国作家更伟大的大师都在排队，都在失去机会，没有颁给中国人根本算不上个事，虽然我们可以拿上述个别不够资格的获奖者说事，但我们不能因自己国家有少数作家超过了别人的底线而忿忿不平，在达到宗师级别之前，没有义务一定要给你。建国之后，我们的文化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倒退，直到改开后才重新复苏，新时期以来的近四十年里，中国文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除了民间影响力之外，已不逊于民国时期，在文学技巧手法的探索和运用上更超过了那时。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1.“中国”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夏朝。秦统一全国后，先称中国，一直沿用至今。中国有许多别称，如“神州”、“中华”、“华夏”、“九州”。2.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叫炎黄子孙。“颜”和“黄”是古代和黄帝两个部落的首领。据说他们统一了中国，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黄艳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右图为黄帝。3.在中国腾飞漫画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以于为代表的民族起了重要的作用。夏后以华山为活动中心，因此获得了华夏国的称号。今天，人们用“华夏”来代表中华民族。“华夏子孙”也是海外华人引以为豪的光荣称号。4.爱国爱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标准。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甚至为之献身，是最宝贵的品格。由此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祖国统一一直是各民族的共同要求。5.自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自主、自强，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它使人们以积极、乐观、有为的态度对待生活，使吃苦耐劳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从而维护民族独立，促进民族进步。6.中华民族崇尚道德，认为个人道德的好坏是国家政治的关键。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遵守道德规范，把德才兼备作为做人的根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伦理文化。7.中国人历来重视现实，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主张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求真务实精神。8.中华文化蕴含着宽容大度的精神，主张各民族、各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实现“万国和谐”。9.《周易》又名《易经》，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经典和百科全书。其思想内容渗透到中国的天文、物理、预报、数学、医学、武术等各个领域。10.《易》被外国视为中国五千多年文化、科技的源头，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产生了世界性的“易学”。11.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产生了儒、道、墨、法等各种学说，学术文化繁荣。这就是“百家争鸣”。这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百家是从先秦到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斋藤优子是指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子。它指的是百家，比如儒家，道家等等。13.老子，名李二，又名老聃，春秋末期的思想家，道教的创始人。后来被誉为道教的始祖和教主。14.老子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终极根源。他的理论被记载在《周易》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5.孔子，名丘，本名，生于春秋末期，儒家创始人。他提倡“仁”，主张“忍后还礼”，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在政治上提倡德治和教化。晚年编辑了《道德经》商志Ti，《诗经》，《尚书》等。16.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孔子被尊为“圣人”。孔子的th他强调事物是自生的，否认神的支配，主张通过“坐忘”来达到自我满足的境界，提出“我的生命有限度，我的知识没有限度”的观点。有《春秋》的作品。右图为《庄子》，清代任雄所画，呈现“庄生无忧游”“老子守元墨”的局面。18.孟子，一个著名的人，生于战国时期。他将孔子的“仁”论发展为“仁政”论，阐述了儒家的重民思想，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他的学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著作《逍遥游》。19.道教是春秋战国时期以“道”的学说为核心的一个流派。学校要把“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崇尚自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所以也被称为“老庄之学”。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20.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推崇孔子学说，提倡“礼乐仁义”的学派。这个学派注重伦理道德的培养，主张“忠恕”、“中庸”，主张“德治”、“仁政”。孔子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思想2000年。21.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面，于是用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两种对立互衰的物质力量，把阴阳交替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用阴阳来比喻社会现象，引申到上下、君民、夫妻等关系。22.“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以此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后来人们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一些实践观察和经验总结，对我国古代天文学、化学、历法计算、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3.“八卦”又称“经文占卜”。中的八卦象征着天、地、雷、风、水、火、山川，每个卦象征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六十四卦由两个重叠的八卦组成。这些抽象符号组合的原理在中国古代被用在很多具体的方面。24.《孟子》，明末洪应明所作，是一部关于修身、处世、待人、受物、处事的箴言书。书中精彩的理论，讲的是修身治国的深刻道理。25.儒家经典《周易》、《易经》、《莱根谭》、《论语》，自南宋以来被称为“四书”，是明清科举考试的基础。26.五经建立于汉武帝时期，意思是《大学》，《中庸》，《孟子》，《易》，《书》，《诗》。四书五经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史料和哲学思想，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27.修齐治平是儒家术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儒家主张形成整个伦理政治哲学体系，从“修身”开始，以“平天下”为理想。脱离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节日中的祖先崇拜仪式和家庭团聚的欢乐都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反映了中国节日的伦理特征。同时，中国的节日和习俗追求平安吉祥，驱病消灾，很多节日趋吉避凶，反映出与古人的禁忌有一定的关系。28.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之一，强调“天”与“人”、“自然”与“人造”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境界。29.孝顺是道德32.道教是东汉时期在中国民间兴起的一种宗教。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以黄帝和老子为教主崇拜。33.儒家又称“儒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将孔子神圣化，将其学说视为宗教。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中国三大宗教。34.佛教在西汉传入中国，在隋朝和唐朝达到顶峰。宋代以后，佛教的一些基本教义被儒家吸收。佛教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民俗都有一定的影响。35.朱是南宋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在经学、史学、文学、音乐、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在哲学上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他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强调启发式教育方法。他的理学大师张载明和清代被称为正宗的儒学，他广博而严谨的分析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36.中国民族节日的产生和演变与古代农业生产、祖先崇拜和原始禁忌密切相关。节日本身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规律，祖先崇拜的仪式和节日活动中家庭团聚的欢乐，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体现了中国节日的伦理特征；同时，中国的节日和习俗追求和平、思考、驱除疾病和消除灾难，许多节日活动避免邪恶，反映了与古人的禁忌的一些关系。37.中国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春节，它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春节期间的各种活动都是从前一年的除夕开始的，比如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拜天地、给祖先、亲戚朋友拜年。38.元宵节被称为灯节，或“元宵节”。在这一天，人们有看灯笼和吃元宵的习惯。39.清明节，一般在公历4月5日左右，是中国唯一一个结合节气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人们经常祭奠祖先，去郊外踏青。40.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也称为端阳节或五月节。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演变的。人们在端午节有赛龙舟和吃粽子的习俗。41.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落在农历七月初七，也叫“七夕”。它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特有的爱情情节或情人节。42.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这个节日的习俗是赏月和吃月饼。人们也称它为“团圆节”。43.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是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49.重阳节，即农历九月初九。古人以九为阳数代表，二十九日相会，故名“重阳节”。重阳的习俗主要是爬山、赏菊、饮酒避邪。在中国大陆，重阳节已经演变成一个尊敬老人的节日。45.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属于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有1000多个。节日以歌舞、文体等娱乐活动为主。带有祭祀、纪念、祭文的性质。著名的民族节日有“泼水节”、“火把节”等。46.泼水节是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阿昌族最大的节日。傣族日历中的每个新年，人们都互相泼洒干净的水，这意味着清除污物，迎接吉祥幸福的新年。47.火把节是白族、彝族、拉祜族和纳西族的盛大传统节日。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日，人们在这一天点燃火炬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1.自然的人化指人们的实践活动引起实践中自然因素、自然关系的变化。而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前者所谓的变化即后者所谓的创造，两者又都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起，两者又都基于人类在自然中的发展。
2.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不同，正如传统的地理障碍（如黄河、长江、青藏高原）在今天已经可以逾越。此外，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文化环境，所以人们对地理因素的认识将反作用于地理因素对人们的影响。
3.中国从西周春秋以来，确立了以父死子继的宋法制度。在宋法制度下，中国人的亲属都是以父系为中心论亲疏的。这形成了以父系家族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它是中国“家国天下”一系列思想的根基。也是中国“纲常”理论的本源。
4.明清文化在科学技术上，传统的科技领域仍处领先地位，又如欧洲水利法传入等带有一定新时代特征；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如王阳明批判君主存在等；从文学艺术看，小说的兴起在内容上反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在形式上不拘一格，追求个性；
5.艺术与道德高度统一是中国艺术的内在精神。传统艺术的重要功能在陶冶情操、潜移默化中以助人格理想的完成。
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即天人合一。中国古代艺术高度弘扬对人之生命情感因素的重视，只有富有情感的艺术品才富有艺术生命力。
6.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着重伦理关系，培养的传统人才，按照伦理道德去处理人际关系，去维护传统秩序。教育以道义人身为目标，把功利排除在外。重人文、轻自然、贱技艺，核心在于道德伦理。
7.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高水平的文化形态，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因而，我们无需担忧我们的民族文化会丧失民族性，从历史轨迹看，我们的文化能够融入全新的环境，它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但是我们的文化将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洗牌，为它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